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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將SAADET TURKOZ請到北京，SAADET在北京見到了馬木爾。哈薩克人和哈薩克人在北京相遇，他們不談音樂，他們喝酒、聊天，而當他們的音樂融合在一起的時候，那些聽眾——在北京學習的哈薩克族年輕人在他們的音樂中淚流滿面，很多年來，即使是新疆的哈薩克族人，他們已經離他們的傳統音樂很遠，馬木爾和SAADET TURKOZ的音樂，他們很多是第一次聽到。這些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已經完全城市化了，他們到北京大多學習的不是本民族的歷史，而是企業管理或者金融市場這樣的課程。這些幾乎失傳的音樂和失散的音樂人，以這樣特殊的方式在北京相聚，彼此相認的方式是還是音樂。

這是小寶和五聲音樂工作室想做的事情，音樂能使人回到原本，使該相遇的人相遇，讓陌生人打開戒備。

他習慣說自己是一個左派，音樂是“為人民服務”的，這在798的舊廠房裏不難找到的標語更多時候是生活方式和時髦的裝飾，對於小寶，是原則問題。你也可以說他是來自三藩市的新嬉皮，儘管他做事情一板一眼。

小寶說，“藝術不是一批人能享受的東西，應該是大家都能享受的。理想社會裏面，藝術文化應該是免費的，不用買票的。我們在美國做演出，票價都很便宜，五塊十塊美金。會免費給一些機構，會辦學生專場。跟學校聯繫，這是我以前的工作，我現在想來北京做。”

他想在北京尋找一個左派生存的可能性，對於一個左派來說“任何事情為了錢都是不對的。”
他說，理想社會裏面，“藝術文化應該是免費的”。
Luca的同事背地裏叫他雷鋒。他不知道雷鋒是誰，這個幾乎被神化的時代偶像是幾十年宣傳的青年榜樣，捨己為人。

在米蘭學習歷史和哲學的的Luca從義大利到紐約，從紐約到哥倫比亞，回到美國不久，又來到北京。來北京不到一年，他已經先後在北京二萬五千里藝術空間，中國畫廊博覽會和北京國際建築雙年展工作。我見到他的時候，他正在為建築雙年展的組織工作焦頭爛額。

9月26號開幕的的北京國際建築雙年展，Luca說：“整個雙年展的組織工作十分混亂，問題重重，有很多計畫中要展出的作品最終都沒得以展示，北京建築雙年展可以是一個不以盈利為目的事情，但由於它的組織方沒有經濟上的自主權，所以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做一些商業的活動，從某種角度講，我看不出這個雙年展和一個畫廊的區別，到最後都是經濟價值。對北京建築雙年展來說，最開始的初衷就是做一個商業性和非商業性並存的東西。 ”
建築雙年展上，他策劃的展覽項目因為受經費限制，布展時找不到人，組委會也沒有印製相關的宣傳資料。他滿懷希望的提交展覽計畫，做策展準備，但最後他的專案只是草草結束。

建築雙年展的經驗讓Luca再一次認識到，在北京非盈利專案和商業專案之間的邊界是模糊的。

在北京的外國人不少，但像Luca這樣還穿著幾年前買的外套，出入坐公車，住在筒子樓裏的不多。Luca在紐約的畫廊工作過，在哥倫比亞的國家博物館和大學裏也專注做了幾年研究，而他更感興趣的是一些社會項目，比如到城市的貧民區做義工或者教育計畫。

Luca來北京，也是希望到非盈利的藝術機構工作。Luca來北京之前甚至不知道這裏的藝術市場這兩年的忽然繁榮。他的第一站是798的長征空間，他完全被這個中心的網頁吸引，這個有非盈利專案，獨立空間展覽計畫和教育計畫的空間，是他到中國的選擇。在這裏工作了幾個月之後，他發現，這個結構混合的空間，幾乎無法在中國開始非盈利項目，對於非盈利藝術機構的管理，中國還沒有出臺相關的法律。長征空間的非盈利項目設在美國，在中國，他們也在經營畫廊的專案。

北京國際畫廊博覽會，他也是組委會的一員，負責國際畫廊和VIP成員的聯絡，但令Luca費解的是，畫廊博覽會是一個公司在進行操作，亦不是非盈利的藝術平臺，而他在長征空間和博覽會得到的報酬卻是象徵性的，和以往做社會項目的基本收入差不多，只夠他維持基本的生活。

北京的狀況讓他尷尬，這個藝術雷鋒為自己的小小的藝術理想而來，而無法在中國找到非盈利藝術機構這樣的落腳點，在逐漸瞭解了這個工作機構工作結構之後，這個問題困擾他，“如果這個工作的地方式盈利性的，那麼為什麼得到的是與非盈利機構相當的收入呢？”